富士康模式，也是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最重要因素是中国没有定价权，体现在最终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两个方面。

      近日，富士康太原工厂发生大规模工人群殴事件。富士康的官方证实，几名员工之间发生个人争端，之后升级为约2000名员工参与的骚乱事件。

      但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似乎并没那么简单。也许公布的原因是什么偶然因素，但我们不得不思考：偶然之中有必然，富士康模式还能走多远？

      富士康的发展，是中国电子制造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珠三角制造业深圳发展模式的体现。可以说，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期基本采取比较粗放的“区位+政策+资源”的发展模式，其中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等。许多年过去了，由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资源也变得相对匮乏，使得珠三角到了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

      近年，富士康在中西部地区出事很多，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是一次大爆发。表明富士康在中西部地区已经完全陷入困境。再往下，走不动了。

       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是“代工”模式的困境。富士康代工一部苹果手机，只能拿到不到2%的利润。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的盈利靠的是规模生产，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代工模式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加之我国西部也开始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富士康的困境也就越来越明显。

      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是企业管理陷入困境的标志。富士康一个工厂几万人，地域性、群体性还很强，由于富士康坚持这种把人当作机器的泰勒式管理，终而使富士康成了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富士康太原群殴事件，也是部分地方政府陷入困境的标志。富士康招工，已经从过去很多人挤破头想进富士康，到了如今不得不依靠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帮忙招募，破坏本应由市场调价的劳动力供需关系。政府对富士康另眼相待，使得富士康胆量变大，员工本该享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矛盾的爆发也就只是迟早的事情了，下一步极有可能将政府拖入纷争之中。

      据说太原富士康生产科技含量很高的iPhone5，我们不能不说到富士康后面的苹果公司。作为全球电子产品商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有诸多的公司与“大苹果”建立了代工合作关系，包括著名的台资企业富士康公司，其中中国工人超过70万。

      随着富士康的“西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进入苹果公司的供应链。中国企业仍然处于价值增值的低端，利润微薄，仅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显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依旧落后科技含量低、利润率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担任世界工厂不可持续发展，使得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富士康模式，也是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最重要因素是中国没有定价权，体现在最终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两个方面。一台苹果iphone4S出厂价格约360美元，但苹果公司最大供应商富士康只能获得其中的7美元。郭台铭没有胆量和苹果叫板，富士康只是苹果代工的选择之一，而中国中西部省份只是富士康代工的选择之一。

       原因也许会归结到个案身上，但显露的企业发展、经济发展模式困境不能不引人反思，显露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太原骚乱事件事实提醒我们，富士康代工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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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事件成了盘旋在IT代工之王富士康头顶，挥之难去的魅影。

       2012年9月，富士康的江苏淮安工厂被曝当地院校学生被迫在富士康代工的苹果IPHONE5生产线组装产品。近期，富士康的太原、烟台等地工厂被爆雇佣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对烟台工厂的指责，富士康已于上周承认。

       此外，富士康的太原工厂发生了群殴事件，其在郑州工厂有4000人的大罢工。

      上一次，富士康劳工问题缠身乃是2010年。当时，短短数月连续有13名工人在富士康深圳园区跳楼自杀。此后，富士康的内迁被看作是解决劳工问题的途径之一。孰料，它很快就爆发了诸多问题。

       问题之一是，公权力与商业势力相互勾结的问题。富士康内迁，有扩张生产基地，降低劳动力成本等诸多方面考量，它顺应的是中国沿海制造基地转移到内陆省份的潮流。与此同时，内陆诸多省份都在抢夺承接制造业基地的大蛋糕，不少城市“全官招商”，把招商引资作为最大的政绩工程来抓。富士康内迁的大挑战之一是劳动力。新兴的内陆制造基地，不像广东、深圳那样具有辐射全国的劳动力积聚效应。对此，富士康在这些城市设厂往往与当地政府有协议条款，让当地政府承诺供应充足的劳动力。为了引得“金凤凰”,地方官员也往往大包大揽。被曝光的富士康淮安、太原、烟台等工厂的学生实习工的幕后推手就是当地政府，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层层施压，最终诸多学校无奈强制安排学生前往富士康实习，以至于发生了童工事件。这一点，富士康难以推卸责任。

       其二，也是富士康面临的老问题，如何让生产线工作和工厂生活变得“更湿润”？迁往内地的富士康，在管理上基本还是延续了以往的模式，对工人严格控制，手段甚至有些粗暴。富士康太原工厂骚扰起因之一则是保安对员工的辱骂。这种粗暴非人性的管理手段难以被新一代产业工人接受。

       其三，如何准确评估自己的能力？对于劳动力的问题，富士康也采取了积极举措。几年前，富士康启动了机器人项目，推出“三年内造百万机器人”的计划。不过，一贯激进的郭台铭显然忽略了造机器人的难度。据报道，如今，富士康机器人数量还不到规划的二十分之一。机器人未能如期上岗，或许也是引发富士康今年劳工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面对繁重的业务订单，他们明知送来的实习生有多么不情愿，甚至明知他们还是未成年人，也不管不顾，将之安排到生产线上，甚至让他们上夜班。

       上述三大问题，折射了富士康把控力或自知力不足，面对超出接待能力的代工订单时，它不敢或者不舍得说不，只是拼命上。这也折射了所有代工厂商的共性问题，路在何方？这个涉及富士康命运的问题，郭台铭自然早有思考，他已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局，向上整合上游资源，跟日资企业合作，向下切入中国消费市场的大蛋糕等等。残酷的现实是，无论是上下游产业链贯通，还是机器人计划进展都不顺利。

       富士康就像一个紧绷的高速旋转的陀螺。年过60岁的郭台铭一直是拼命三郎，或许，他最需要的是放下。放下增长至上，放下速度为王，放下规模为王的既定成见和束缚后，或许能找到真正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