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老板跑路案、吴英案等高发的原因除国家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之外，当事人自身风险意识薄弱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21世纪，一种制度的变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变革不应伴有太多的悲剧和牺牲。 

江苏常熟“美女老板”欠债后“跑路”

      吴英案尚未有最后的定论，江苏常熟市又出现一起类似的“经济纠纷”。常熟鲤鱼门酒店董事长周思扬、苏州凯维隆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顾春芳在欠下巨额债务的情况下，相继不知去向。坊间有传闻称，顾春芳涉案金额恐怕超过10亿元，或将超过吴英的涉案金额7.7亿元。

      之所以将涉案金额达7.7亿元的案件说成是经济纠纷，是因为目前该事件到底是刑事案件、涉嫌诈骗、还是其他(民间借贷)官方尚未给予定论。所以笔者也不敢轻易定论。但从当前公布的细节来看，周思扬、顾春芳一案无疑是民间融资弊大于利的又一典型代表。

      据常熟一商会人士透露，近几年周思扬以旗下的多个公司为平台，吸收民间资本，以互保方式申请贷款，同时对外进行投资。这与吴英案中，吴英利用“本色集团“的理念进行宣传，并无限夸大自己的未来收益，进而高息吸纳民间资本的模式非常近似。事实上，在民间借贷尚未合法化的当下，与常熟老板跑路案、吴英案相近似的案件比比皆是。此类案件层出不穷的终极根源就是我国金融体系结构还不够合理。

      中小企业贷款难是我国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一个表现。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症结在于我国金融体系结构失衡，即为大企业服务能力过剩，为草根经济体服务能力严重不足。他建议，应构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草根金融体系。官方在这方面也曾有一定声音，07年时曾经提出要加快乡镇银行的改革试点；中央政府也一直在推动金融改革的一些市场化的政策，比如，各地要加快小额贷款公司的筹建等。但一直未能落到实处。

      在此情况下，一直未合法化的民间融资有了施展拳脚的地方，特别是在国家货币政策收紧之际。急需发展资金的中小企业主会通过各种途径，利用高额利息的方式获取巨额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由于利息过高，利益链过于复杂，更多时候这些老板并未能够化解燃眉之急，反而被高息借贷所害。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要么携款跑路，如常州的顾春芳、周思扬；要么身陷囹圄，生死难测，如吴英。

      同时受害的还包括借款的债主们，在利息高达180%甚至200%的诱惑下，部分放款者几乎将全部身家都投放到了民间借贷这个大“馅饼”里，结果可想而知，不仅看不到利息的踪影，就连本金恐怕也难以寻觅。

      然而，镜花水月一场空的局面要完全怪罪到国家金融体系不合理上显然也是有失偏颇的。国家一直有明确规定，民间借贷超过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四倍的不受法律保护。但是，众多借款者和放款者却视而不见，孤注一掷，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奉为神明。获利了，四处炫耀；倾家荡产了，开始指责国家制度存有各种缺陷。殊不知，其自身也有很大的过错。首先，其忽视了民间借贷超过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四倍的不受法律保护这一制度的规定。其次，忘记了“投资有风险，借款应谨慎”这样的江湖规矩。

      因此，笔者以为，常熟老板跑路案、吴英案等高发的原因除国家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之外，当事人自身风险意识薄弱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虽说，在江湖行走，湿鞋是难免的；但也不能有奶便是娘。毕竟，没有制度不成方圆。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 波认为，杜益敏、吴英等诸多人物的出现，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之制度性悲剧。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杜益敏和吴英们的行为应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笔者对此表示认同，但同时也认为，在现有制度下，热衷于民间借贷的双方当事人应谨慎行事。在21世纪，一种制度的变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变革不应伴有太多的悲剧和牺牲。国家要用宽容的心对待因民间融资而犯错的创业者，借贷双方也应用谨慎的态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